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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解密:虚假诉讼那些“隐秘的角落”

2020年08月05日 3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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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严重妨害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破坏社会诚信体系,老百姓对此反映强烈。

记者日前从最高人民检察院采访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今年上半年,各级检察院共办理虚假诉讼监督案件1105件,同比上升22.8%。随着检察监督效果日渐凸显,虚假诉讼监督已逐渐成为做强民事检察工作的着力点。

目前虚假诉讼案件有哪些新变化?检察机关在开展虚假诉讼检察监督中面临哪些困难?检察机关如何应对?就这些相关问题,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企业破产清算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

揭开“债主”真面目

 

7月28日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以“加强民事检察监督 精准服务民企发展”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检第二十一批指导性案例。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7月28日,最高检发布第二十一批指导性案例,为民营经济司法保护提供办案指导。

“民商事领域存在的虚假诉讼现象,不仅严重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破坏社会诚信,也扰乱正常的诉讼秩序。”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出席新闻发布会时,以浙江省检察机关办案情况为例介绍说,检察机关积极发挥民事检察职能,依法查办了一批涉民营企业的虚假诉讼案件,特别是在虚假诉讼集中的领域开展精准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助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最高检第六检察厅检察官刘玉强告诉记者,在企业破产清算程序中,当事人恶意串通骗取法院判决或调解书,并以法院生效文书认定的虚假债权申报破产债权,是一类典型的虚假诉讼,也是检察机关近年来的监督重点。浙江省检察机关办理的徐某等与杭州L置业有限公司借贷纠纷民事抗诉案,就是该领域的典型案例。

浙江Z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Z公司)是首批具有国家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的大型建筑施工企业,在企业经营、质量安全、科技创新和企业综合实力等方面一直走在浙江省建筑业的前列。

2006年至2010年,Z公司先后承建了L公司名下某住宅小区一期、二期工程。经决算,L公司欠Z公司工程价款4371.541万元。2012年,L公司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严重亏损,其公司账户已无流动资金可供使用。2018年3月19日,杭州市萧山区法院裁定受理L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2018年5月18日,破产管理人浙江某律师事务所召开L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确认王某、徐某、马某的债权本金、利息累计为1.6亿余元,确认Z公司债权本金、利息累计为8046.9万余元。同年7月,Z公司怀疑王某、徐某、马某三人存在虚假债权,遂向检察机关反映,并向公安部门举报。

涉案金额巨大、涉案人员较多、存在串供风险……办案难度可想而知。作为案件承办单位,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迅速成立由民事检察、刑事检察检察官组成的联合办案组,提前介入案件,引导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在检察机关的引导下,侦查人员对该案涉案人员的主体身份信息进行调查,确定L公司董事长阮某与徐某、王某、马某存在亲友关系,同时查明徐某、王某、马某的职业和经济状况,确定三人并无出借大额资金的能力。同时,检察官从借款事实方面指导侦查人员对涉案银行流水资料进行溯源式分析研判,确定了王某、徐某、马某三人与L公司存在伪造借款往来银行资金流水的事实。随后,检察人员从民事诉讼监督角度协助制定审讯提纲,提供审讯思路,明确审讯要点,助推案件顺利办理。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经调查,2012年5月,阮某串通亲戚王某、徐某、马某,虚构该三人与L公司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伪造《借款协议书》,同时,阮某指使L公司财务人员以多次循环转账方式伪造银行资金流水。2012年8月31日,阮某指使徐某以自己名义并作为王某和马某的委托代理人,持伪造的借款协议书和银行流水记录为主要证据向绍兴市柯桥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L公司归还三人借款。法院以调解方式结案,调解协议约定L公司应归还三人借款本金合计6510万余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2019年8月27日,经绍兴市检察院提出抗诉,绍兴市中级法院作出再审裁定,撤销柯桥区法院有关阮某与王某等三人的民事调解书,驳回原告王某等三人的起诉。2019年10月18日,绍兴市柯桥区检察院以虚假诉讼罪对阮某、徐某、王某提起公诉。目前该案尚在法院审理过程中。

办案检察官表示,检察机关通过查明虚假诉讼事实,依法提出抗诉,促使法院再审纠正,同时告知破产管理人撤销虚假债权的认定,有利于保障破产程序的正确实施,提高权清偿率,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维护正常市场经济秩序,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虚假仲裁

易被忽视的“法外之地”

 
“近年来,涉仲裁领域的虚假诉讼问题比较突出。”刘玉强告诉记者。
据了解,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仲裁文书一经作出即具有终局效力,可直接成为法院执行依据。然而,这一仲裁制度却被虚假仲裁者利用,恶意串通仲裁损害案外人利益的情形时有发生,不仅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虚假仲裁是如何实现暗箱操作的?从办案检察官对广东东莞蔡某等人虚假仲裁非诉执行监督案的剖析中可见一斑。

案外人许某、曾某对蔡某分别享有500万元、195万元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蔡某为了逃避这些债务,与邓某恶意串通,先后伪造《债权债务确认书》《还款协议书》,确认蔡某欠邓某3700万,应于2018年12月底还清欠款。

2017年7月7日,邓某向广东省湛江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过程中,邓某与蔡某达成调解协议:蔡某分期向邓某清偿3700万及相应利息,蔡某不履行协议,邓某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2017年7月10日,湛江仲裁委员会作出(2017)湛仲字第977号仲裁调解书。随后,邓某向东莞市中级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东莞市中级法院指令东莞市第一法院执行。执行过程中,东莞市第一法院还就该执行案件向深圳市中级法院(蔡某主要财产的执行法院)发出《申报债权函》要求参与该院处理蔡某财产的分配,申报债权金额约为4362万元。案外人许某、曾某发现后,分别向东莞市中级法院申请不予执行(2017)湛仲字第977号仲裁调解书。

2019年10月,许某不服东莞市第一法院发出的《申报债权函》,向东莞市检察院控告蔡某与邓某虚构巨额债务,逃避执行。    

东莞市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对案件依法进行调查核实,发现案件存在的四大疑点:一是邓某与蔡某在仲裁过程中一致选定仲裁员李某;二是蔡某与邓某在仲裁庭审中不存在任何抗辩,蔡某对邓某提供的证据全部予以确认且没有提供任何反证,双方仅用2个工作日就达成调解协议;三是从邓某提交的银行转账流水来看,蔡某向邓某转账的数额要远超过邓某主张的还款数额,无法证实蔡某欠款未还;四是邓某与蔡某之间存在密切交往的痕迹。

东莞市检察院承办人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及时向东莞市中级法院的执行法官通报了这些异常情况。东莞市中级法院认定,该仲裁调解书系由邓某与蔡某恶意串通进行虚假仲裁而获取的,裁定对该仲裁调解书不予执行。

承办检察官分析认为,相较于民事诉讼,民事仲裁活动在机构、人员、管辖、程序等方面都有其独立的特性。基于对仲裁协议和当事人意愿的依赖,再加上一裁终局的设定,仲裁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处理突出的是“效率“价值取向。在这种情况下,仲裁的“程序封闭性”容易被违法行为人用来制造虚假仲裁结果,进而损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虚假仲裁的主要表现形式有:被执行人通过虚假仲裁转移财产,逃避法院强制执行;通过虚假仲裁获取执行依据;获取诉讼中无需查证的证据或者直接完成所有权的变更等。

记者采访了解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对虚假仲裁的防治,主要集中在法院强制执行环节。对此,东莞市检察院探索监督路径,就上述案件反映的仲裁程序问题,向湛江仲裁委发出了改进工作的检察建议,湛江仲裁委予以采纳。

 
打掉一个恶势力集团

牵出50起“套路贷”虚假诉讼

 
2019年,随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深入开展,“套路贷”作为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活动逐渐走入公众视野,成为执法司法部门重点打击的对象。
刘玉强告诉记者,涉“套路贷”虚假诉讼隐蔽性强、社会危害大,检察机关应紧密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适当加大依职权监督力度,综合运用刑事、民事手段依法惩治。
记者注意到,最高检日前下发的《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保障“六稳”“六保”的意见》也特别强调,要对“职业放贷人”采取非法手段催收高利放贷债务及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以及不法分子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还款证据等方式制造“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从严追诉,加大打击力度。
“套路贷”与虚假诉讼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涉“套路贷”虚假诉讼案件就为公众清晰地捋清了该类犯罪的“套路”——

2015年10月,李某依托自己经营的金融小贷公司,纠结冯某、王某、陆某、丁某等多名社会闲散人员,通过聘用员工、借钱笼络、发放中介费等方式,逐步形成以李某为首要分子,以冯某、王某、陆某、丁某等为组织成员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2015年10月21日,李某向张某放贷28.5万元。张某应李某要求写了一张30万元借条。

2016年2月,面对李某频繁的“催债”,张某无力归还,迫不得已将自己的房子折价转让给于某,并委托于某将18万元房款还给李某。在于某无法一次性给付18万元的情况下,李某让于某写了三张分别为4万元、6万元、8万元的借条。令于某没想到的是,当他将18万元欠款如数奉还后,李某却未将借条销毁。 

2017年4月12日,李某手持一张4万元的借条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于某返还借款本金4万元及利息。2017年8月19日,原审法院判决于某夫妇返还借款本金4万元及利息,并在诉讼过程中裁定查封了于某名下的一辆车。后经李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于某夫妇的银行卡被冻结,李某得到“欠款”16235元。与此同时,于某夫妇被限制高消费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常州市金坛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依据刑事检察部门的提供线索,依职权启动民事监督程序,对李某“套路贷”虚假诉讼线索展开调查。调查发现,李某与于某民间借贷纠纷案只是该起“套路贷”虚假诉讼案的冰山一角。

“李某等人在借款人、担保人无力还本付息情况下,以虚假的借条、租赁合同等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共计50件,涉及金额140余万元。收债期间,在被害人无力偿还时,他们就会以以威胁、滋扰等‘软暴力’方式向被害人或其亲属催收,或恶意垒高被害人债务,诈骗、敲诈被害人财物。”金坛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李莉介绍道。

“直到银行卡被冻结,当事人才知道自己摊上了官司。民事起诉状中手机联系方式是正确的,居住地址也无误,但当事人从未接到、收到来自法院的电话和诉讼材料。”在审查李某与于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中,办案检察官发现,案件承办法官直接采取公告送达方式向被告于某送达文书,张贴公告中写明“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并在相关民事判决书中注明二被告“下落不明”。

2019年6月21日,金坛区检察院就上述案件提请常州市检察院抗诉。同年7月15日,常州市检察院就向常州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后该案由常州市中级法院指令常州市金坛区法院再审。2019年10月11日,常州市金坛区法院作出再审裁定,撤销原审民事判决,驳回原审原告李某起诉。其余49件案件法院亦均已撤销原审原判,驳回原审原告李某等人的起诉。截至2019年12月,常州市金坛区法院已对该批执行案件中查封汽车、限制高消费、纳入失信名单等执行措施全部予以纠正。

记者采访了解到,就本案中发现的承办法官公告送达的问题,检察机关调取查阅该法官同期办理的其他案件,发现有10件案件均存在同样情形,遂向法院发出类案检察建议,指出该院公告送达中存在的问题,建议法院予以纠正。

“涉‘套路贷’虚假诉讼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刘玉强分析说,“套路贷”出借人通过虚增借贷金额、伪造支付痕迹、恶意制造违约、隐匿还款证据等手段,假借民间借贷之名提起民事诉讼,意图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不仅妨害司法秩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还破坏金融管理秩序。
“办案中应充分加强刑民协作,并围绕‘套路贷’制造民间借贷假象、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制造虚假给付事实、肆意认定违约等特点展开调查,依法通过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进行监督。”李莉表示。
据了解,为进一步加强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的“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力度,2019年11月起,江苏省检察院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套路贷”虚假诉讼监督专项行动。专项活动期间,该省检察机关共受理涉嫌“套路贷”虚假诉讼生效裁判监督案件171件,提出抗诉4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12件,涉及金额近6000万元,收到了良好的监督效果。
 
虚假诉讼办案“三难”如何破

 


“虚假诉讼案件类型化特征明显,监督案件主要集中在民间借贷纠纷、劳动合同纠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领域。诉讼过程异常,案件外部特征明显,如案件立、审迅速;庭审过程缺乏对抗性,双方当事人诉讼过程配合默契;多通过调解结案或者对虚假仲裁、公证申请强制执行等。”刘玉强分析指出。
刘玉强告诉记者,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工作主要有三大难题。一是发现难。主要是难以从海量民事诉讼案件中有效甄别出虚假诉讼案件线索,这是由虚假诉讼的隐蔽性所决定的。二是查证难。主要是对于发现的虚假诉讼案件线索难以核实。受调查核实手段、能力等限制,检察机关在虚假诉讼查证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三是监督难。主要是对于已经查明的虚假诉讼案件,难以保障监督效果。
    
为了破解办案难题,补强监督短板,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多措并举,不断加大虚假诉讼防范打击力度——
注重向科技要“战斗力”,畅通虚假诉讼监督渠道。近年来,最高检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在虚假诉讼监督方面的研发应用,各地也结合自身优势积极探索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
以绍兴市检察院为例。2018年,该院自主研发了“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针对案件数量占比较大、出现虚假诉讼几率较高的民间借贷纠纷、劳动争议纠纷、婚姻财产纠纷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等四类案由,采取“智能排查+人工审查+深入调查(移送侦查)+判决监督”的工作模式,对虚假诉讼进行筛查甄别,监督质效大幅提升。
据统计,2018年6月至今,绍兴市检察机关将使用该系统发现的虚假诉讼等线索移送侦查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68人,其中涉“套路贷”黑恶势力犯罪64人。民事检察部门结合上述民事案件当事人涉嫌虚假诉讼等犯罪的事实向法院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542件,法院已再审改判241件,是前六年改判案件数量的总和。
“目前,最高检正在就‘民事案件虚假诉讼智慧监督系统’开展测试验证工作。进一步总结经验,梳理数据碰撞规则,补齐‘两法衔接平台’和‘侦查信息查询平台’短板,提升虚假诉讼线索发现和识别能力。”刘玉强介绍道。
办案离不开一支专业的办案队伍。近年来,广东省检察院专门成立虚假诉讼办案组,构建全省统一指挥办案平台,强化上下联动,及时共享案件信息,逐步形成省、市、基层三级院分工负责、各有侧重、联动配合的工作格局。
记者注意到,2019年4月,最高检发布的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之一——广州乙置业公司等骗取支付令执行虚假诉讼监督案中,即广东省检察院发现乙置业公司可能存在骗取支付令、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遂将案件交予广州市检察院办理。广州市检察院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与白云区检察院组成办案组共同办理该案,取得良好办案效果。
打击虚假诉讼毒瘤,不能靠单打独斗。针对虚假诉讼存在的问题,安徽省检察院于2019年12月26日向安徽高级法院发出虚假诉讼监督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议当日,安徽省高级法院负责人作出批示:检察建议书针对性强,对增强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有助力。随后,两院专门召开落实检察建议对接会暨虚假诉讼研讨会,进一步就虚假诉讼对社会诚信的危害性及其防范和惩治达成共识。
另据记者了解,重庆、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多地公检法司等部门积极沟通协调,凝聚防范制裁虚假诉讼共识,通过联合调研、会签文件、信息共享等方式,建立虚假诉讼案件线索移送、联合查办、结果反馈等合作机制,加大对虚假诉讼的惩治力度,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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