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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精神指导大遗址保护工作

2020年05月20日 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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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散落着灿若繁星的文化遗产。其中,大遗址作为最为宏伟和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物质载体。这些满天星斗的大遗址不仅是古代先民不断劳动创造和改造自然的重要历史遗迹,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见证。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文物保护与城镇发展之间矛盾也不断凸显,其中大遗址因占地面积巨大、埋藏情况复杂、考古发掘缓慢等原因,与基建、拆迁、房地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等之间的问题尤为突出。

同时鉴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和建筑工艺的差异,我国的大遗址往往尘封于厚土之下,缺乏最直接的可观性。

因此,为解决以上的矛盾,实现大遗址原生形态的整体保护,真正地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就必须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精神来指导大遗址保护工作。即在大遗址、考古研究和公众生活中架起一座链接三者的桥梁,将平面静止的文化遗产转化成为老百姓看得清、听得懂、摸得到的“中国好故事”。鉴于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遂成为实现上述诉求最理想的一种大遗址保护和传承模式。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

提炼、阐释和转化

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良渚共识”算起,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相关工作已经过去了十个年头,其取得成绩有目共睹。相关政策性文件的出台对其概念定义、功能定位和规划设计等创建阶段的内容给出了比较详尽的指导与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什么?为谁保护?为什么保护?”等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园区的巨大投入与客流量冷热不均的落差,遗址多样性与千园一面的冲突,遗址的真实完整性与公园的教育娱乐性之间的矛盾,考古成果的学术性与公众预期的故事性之间的错位等等。

解决以上问题还是要回归本源,回溯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初心。即认识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既是为了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其最终目的更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文化需求。

唯有树立这种“以人民为本”公益思想,才能认清当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运管阶段的关键在于——对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阐释与转化。

所谓提炼就是要从大遗址本身中梳理总结出考古发现的关键要素;

阐释则包含两方面,一是对提炼出的多重要素寻找到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整合,二是以考古学为基础,结合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文学、经济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理论,进行通俗的解释和适当的发挥;

转化部分则主要将上述成果用多种渠道和方式转变为具有视听直观性和人址互动性的产品加以展示。

只有如此,才能提炼出不同类型大遗址所独有的历史文化价值,阐释为大众化和通俗化的中国故事与文化知识,通过多种展示路径将其转化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从而最终实现激活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与意识。

良渚古城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原则

我国复杂多变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使得每一处大遗址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演变路径。此外,大遗址本身宏大的布局、悠久的历史和繁杂的功能亦决定了其拥有着丰富的、代表当时社会文明的历史、科学、艺术等无形文化价值,那么如何从纷扰繁杂的诸多物质遗存中提炼出其最具核心代表性的遗产要素就成为摆在文化遗产工作者面前首要难题。

遗产要素的提炼应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一是能提升对公众记忆的嵌入性,树立文化遗产的主人翁意识,增强群众对文化遗产地的认知、理解、尊重和认同,宣传对其保护的重要,激发更深层次的兴趣、学习、体验和探索;

二是能凸显多元的包容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发展格局有所体现;

三是能彰显文明的延续性,在对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绵不断提供证据支撑的同时,纳入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图景中进行考量;

四是能保证遗址的原真性,从科学客观的考古研究入手,确保提炼的要素真实准确,避免对遗址本体的认知产生误读,导致在阐释和转化阶段对遗址本体结构造成不可逆的破坏。

五是能关照到多方的可持续性,在提炼时寻找能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切入点。

大河村遗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核心遗产价值的阐释构成

所谓核心遗产价值的阐释其实是对上述提炼出的多种遗产要素的整合、关联与扩展,其由内核和外延两个层面构成。

内核是关键之所在,能对遗址的多重遗产要素进行整体的概括和统领,既可以一统所有相关的外延,使其传达出一致的信息,又为公众在后续的转化体验中获得深刻的文化意象提供了保障,其往往表现为遗址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关键贡献之所在。

外延部分则对应遗址的不同类型遗产要素特征,是内核在不同方面的发展延伸,既可以使公众对遗址不同方面的特征加深理解,同时是对后续转化的归纳分类,便于增加潜在的未来转化内容。

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外延由时间、空间和人这三个维度构成,应既能关照到以时间为纵轴的遗址演变和历史事件,也能投射出以空间为横轴的规划布局和功能结构,亦能反映出以人为竖轴的当时的政治体制(社会治理观)、行为处事准则(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宇宙观)。

如以殷墟遗址公园的核心遗产价值阐释为例,其内核在于为有杰出全球价值的中国文字语境下的早期历史、古代信仰、社会体系以及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物质证据,外延则是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确立了早期中国宫殿建筑布局和陵园制度,彰显了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区域文化交流,代表了古代东亚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等。

殷墟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核心遗产价值的转化路径

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阐释和转化,是一个从考古遗址到学理解释再到通俗文化产品的转变,要经历一个“实——虚——实”的过程,其中最难的部分无疑就是如何做到“从虚再入实”。

当前在核心遗产价值的转化过程中存在展示模式单一、复建破坏真实、文旅产品同质、后续链接乏力等问题,其背后既存在遗址本身与资本预期的落差、考古工作的重点与普通大众的兴趣之间的差异等客观原因,同时也存在核心遗产价值提炼的缺失和阐释的错位、新兴技术手段介入延迟、产品创新力度不足等主观原因。

要突破以上制约核心遗产价值转化的瓶颈,应从原生路径:文明的重现(历史意义)、次生路径:公众的需求(现实意义)、再生路径:精神的升华(未来意义)来入手。

如在原生路径可利用“VR+互联网”和“AR、MR+现实”等技术手段创新游览模式和展示方式,实现遗址本体及周边环境虚拟性重建,打造充满趣味性的虚拟考古发掘,在实现多元化展示的同时避免对遗址真实性的破坏,让客户在线上和线下都能够享受沉浸式体验,从视听层面增进对核心遗产价值阐释的认知与理解;

在次生路径可从时装、美食、酒店和生活用品等衣食住行层面入手,加大相关文旅层面的融合,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架起核心遗产价值阐释与公众日常生活之间的桥梁;

在再生路径可从娱乐项目、实景演出、庆典活动等实体互动模式入手,结合报刊、书籍、动漫、影视等传统媒体渠道,利用好“两微一端”和短视频APP等新媒体资源,加深核心遗产价值阐释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意象,实现人民对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精神升华。

云上博物馆

要而言之,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遗产价值的提炼、阐释和转化体现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对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为什么要将过去的物质遗存传承于后世等方面的不同见解,在后世看来亦是一种人与物交流沟通行为的历史记忆。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研究必然因为学术认知的局限而存在一定的时效。设计合理的监测和评估制度,按照考古的最新成果和受众的整体反馈,对核心遗产价值进行持续的修订就显得非常必要。

此外,针对当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热潮,亦可从核心遗产价值的视角进行思考,在重新审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限制性和稀缺性的基础上,探讨建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上能下”淘汰机制的可能。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本文刊登于2020年5月19日《中国文物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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